福建山多地少，独特的山川地貌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物产品类、劳作生计和盈利方式。清代学者袁枚在《小仓山房诗集·试茶篇》中有“闽人种茶如种田，郄车而载盈万千”的经典概括。大航海时代以降，闽茶外销与西方、俄罗斯等开辟的商业网络联结，东方特色农产品经中国沿海口岸与外国资本、航海技术、商业社会消费需求提升等元素相结合，形塑了闽地茶叶生产、制作和外销的网络，也推动了福建茶行业生产、运输和消费各环节的社会分工。
种制人员
随着茶叶外销陆路与海路打开，福建武夷茶区围绕采茶、制茶形成新的社会分工。首先是采茶工人大量增加，洪亮吉在《更生斋集》中有“采茶十万人，担茶十万夫”的记载。闽人郭柏苍在《闽产录异·茶篇》中也谈到武夷茶区以茶为业、参与茶务人数急剧增加的盛况，“清明后、谷雨前，江右采茶者万余人”。所谓“江右”就是来自江西，采茶工人呈现季节性大量流动的特征。
武夷各岩茶山原先多为寺庙道观所有，王梓在《武夷山志》（1710年）中就记录下“岩茶采制著名之处……多系漳泉僧人结庐久住，种植、采摘、烘焙得宜，所以香味两绝”。佛寺道观所在地方田少山多，为了生存延续并发展寺观经济，“专籍种茶，以供香火衣粮”。
茶山所有者称为“山主”，一般不亲自经营，转由专人打理。清初，武夷茶市在下梅、星村采办者多为山西客（时称“西客”），这些山西茶商携带资本而来。当然，其他地方茶商也不少，“川湖陕广人，日日塞道途”。
茶叶外销使得茶区扩大，围绕茶叶种植制作的房舍发展起来，“茶寮要比僧寮多”。清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，“瓯宁一邑不下千厂。每厂大者百余人，小亦数十人，千厂则万人；兼以客贩担夫，络绎道途，充塞逆旅，合计又数千人”。茶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，“厂户”（指租赁山地主的土地者）种茶下土者，不在少数。清代瓯宁人蒋衡在《禁开茶山议》中记载今建瓯地区茶业发展吸引的劳工聚集情况，说明当时外销茶增加与劳动力迁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洪亮吉在《采茶歌》中专门描述了崇安（今武夷山市）地区的外省雇工，“采茶人，多建昌（指江西建昌府）”。每年春季来到武夷山，秋季返回，他们大都是“江西采茶户”。茶叶制作则是一项技术活，需要专人负责，寺庙道观会聘请专门茶师来制茶。郭柏苍就说“武夷寺僧多晋江人，以茶坪为业，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”，此处茶师就是制茶师傅。
降至五口通商之后，制茶师傅和工人群体在迅速增加，泉州制茶师傅不敷使用。寺庙道观的茶山产权也出现流转，新开辟的茶山逐渐增多，采拣工和制茶师傅渐渐从邻近的江西短期雇佣予以补充。女性大量参与茶事活动。武夷山人衷幹在《茶市杂咏》中记载“首春四乡妇人多赴赤石采拣茶，共约千余人”，还记录了这些采茶女工的工资待遇：“散工时，拆光鬓影，几如潮涌，每人每日可收益五角至一元。”
20世纪初期，福建青茶（乌龙茶）兴起，南洋侨销茶市场发展，武夷岩茶作为福建乌龙茶代表颇受南洋闽粤华侨欢迎。武夷岩茶的制作分工进一步细化。林馥泉在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》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武夷岩茶制作涉及的行业分工，包括岩主、监理、包头、带山茶师、采工、树夫兼运青工、做青茶师、二手（做青茶师助理）、帮青、炒青茶师、炒工、揉捻工、帮焙、看焙、簸茶师、拣工和巡茶（随时监督返工）。以制成一千斤茶叶为准，上述各个环节需要用工68人，其中采工20人、拣工14人、揉捻工12人。除了岩主和数名长工之外，其余大都从江西上饶地区临时雇佣而来。
涉茶外商
近代运销闽茶的各类外国公司、洋行围绕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，也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社会分工。
以17世纪末期为例。16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设立商馆，商馆主任的工资是每年80英镑，商馆管理层中次一级成员的年薪是40英镑，书记每年10英镑，当时的台湾商馆隶属于厦门商馆，台湾商馆主任的年薪为60英镑。1684年，清廷在厦门设立海关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船到厦门进行贸易。1685年，英国“中国商人号”抵达厦门，1687年“伦敦号”“武斯特号”也驶来厦门，其主要目的是投资运回特优茶叶150担等中国商品，船上大班的角色十分重要。另外，商馆运行还需有东印度公司在婆罗洲设立商馆所雇佣的人员，包括商人（分级）、代理（分级）、修船工、木匠、铁匠和锯木匠等。
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，闽茶必须长途陆路加水路运往广州，经十三行行商外销洋商。1833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合同季采购的工夫茶、福建武夷茶分别为14.3万箱、5.3万箱，熙春茶为6.2万箱，广东武夷茶2.5万箱，福建的工夫茶、武夷茶占了绝大多数。为了保障将茶叶顺利运往英国伦敦及英属北美、印度和好望角等地，东印度公司运茶船设有船长、大班、医生和水手。大班通过翻译、担保、买办，与广州公行行商沟通做茶叶生意。
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第4卷对于公司内部职业详细记载：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下设了14位大班、4位商馆书记，另外还有1名翻译（兼牧师）、1名茶叶检验员、1名助理茶叶检验员、1名医生、1名医生助理、1名代理牧师、2名管事兼仆役长、5名土著办理员（英印血统）。商馆雇员薪金丰厚，如某年的书记工薪达600英镑，翻译兼牧师马礼逊的薪水为1000英镑，茶叶检验员罗素·里夫斯的薪水更是达到2000英镑，足见其在保证茶叶质量中的重要性。
19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，武夷茶区经福州港口直接外销的海路大开，外来运茶船竞相驶来福州，经闽江口溯流而上，到马江段罗星塔附近停泊，接驳运送茶叶、人员和物资的小船则齐聚上游泛船浦一带。美国的旗昌洋行、琼记洋行，英国的宝顺洋行、怡和洋行、太平洋行、林赛洋行、雷氏洋行和洋泰洋行等纷纷在福州建立分行。这些洋行往往携带大量资本来到福州，通过当地的买办、钱庄等，实施“内地采购制”，直接获得所需茶叶。
根据陈慈玉在《近代中国之茶业发展》中的统计，1855年，怡和洋行买办在福州所经手的“内地收买”资金有44万元之多（指墨西哥银圆），宝顺洋行投资40万元。琼记洋行1860年投资25万元于“内地收购”。1880年，福州外商共以5700万元投资到内地购买头春茶。在外商巨额资本的推动下，福建茶区的商业种植迅速扩大，福州崛起为中国最重要的茶港。1861年，福州港出口茶叶占中国总输出的46.2%。1862年至1871年的10年间，福州茶出口年均占比为37.93%。
茶港上下
茶叶外销的快速增长不仅直接促成了闽海关（洋关）税源大量增加，而且推动了福州以茶港为引擎，带动百业兴盛，其人口一度接近50万人。围绕着茶叶的出口创汇，福州茶行业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。
1872年，在福州居住的美国人卢公明（Justus Doolittle）编写了《英华萃林韵府》，其中收录当时粤籍茶商在福州从事茶叶生意的中英文译名对照表，保存了珍贵的茶行业社会分工情况。当时出口外销的茶叶自闽江上游、安徽和江西等产地运至福州港口，一路涉及运茶船工装卸看护、茶仓茶栈焙茶装茶、茶楼服务和买办经理等各个环节，分工颇为细致。
首先，船只及其随行人员是茶叶内河运往海路外销不可或缺的载具。这一时期福州港口记载下来的船只有很多类型，包括山东船、洋船、海船、乌舻、“麻缆”（指戎克船）和茶船等。《英华萃林韵府》记录了运茶船的各类工种，包括水手（行艇人）、“押船头人”（含押船人、行艇头人）等保障茶叶运输的各色人等。茶叶作为高价值的商品经常引发盗贼匪徒的觊觎，运茶船只专门有武装护卫，时人称为“押帮”。
其次，茶叶运来福州内河后要上岸进行加工、包装和存储。这一环节涉及职业分工有苦力挑夫、拣茶人、筛茶人、焙茶人、装茶人以及专门的“秤手”。由于当时茶叶会按照重量规格进行打包，茶箱以整体木制、内有铅皮为上。通过这样的包装处理，利于茶叶存储，避免成茶走味。大量茶叶外销刺激了福州当地茶箱制作工艺的发展。仅仅在茶箱制作环节，卢公明就记载铲茶箱人、打铅箱人、做茶箱人、裱箱人、钉茶箱人、装茶箱人，其间茶箱已有大小装之分，有大箱和二五箱两种规格。
茶叶装箱还需要使用藤条等，“打藤人”和“打席包人”应时而生。茶箱出港还需专人负责，有“印招牌”和“裱招牌”两个工种。茶叶在福州内港等待外运期间，还需要茶仓、茶栈来作相应的仓储，于是“管仓”“帮仓管”“管栈”这些职业开始出现，甚至还有“看门”“看更”人。晚上打更的还细分“上更”“下更”，他们属于“栈房人等”。茶叶仓储期间，涉及雇工甚多，因此有“理茶工人”，卢公明记载实际为工头。
再次，外商采购茶叶携带大量的银圆，涉及巨额资金的流动和金融服务，因此迫切需要华商、买办作为中间环节来沟通协调。中国人在洋行大量任职，包括买办、“帮买办”（指买办的助手）、银房（钱庄），这些人被称为“洋行人等列”。银房有雇佣专门的“银房管店”（指负责替银房收钱的苦力）。中间代理环节还有所谓的“接水”（指四处游走的中介）、“经手”（代理商）。另有收银先生、管账（管数）先生等账房内工种，甚至还有“报税人”替华洋之间的茶叶交易服务。如果以银钱交易，称为“银盆”，若以实物进行交易则称“货盆”。
第四类是围绕茶室、茶楼兴起的职业，当时统称为“茶楼人等”，具体包括茶楼（类似于茶倌）、帮茶楼、茶楼管店（负责替茶倌看店的苦力）和泡水管店（负责替茶倌烧水的小二）。另有“老板”和“总理”两个职位，前者为主理，后者负责监督，至于他们发挥作用的环节，《英华萃林韵府》记载并不明确。林立强先生在关于卢公明的专题研究中曾进行详细统计，当时福州涉及茶行业的职业有五六十种之多，“足见茶市的繁荣景象”。
近代福建茶叶外销与茶区扩大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参与茶行业的生产、运输和消费链条的各个环节。闽茶联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，也促进了福建茶区腹地与港口劳动分工网络的细化。以茶为业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兴盛，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茶产业作为福建生民之计的重要意义。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）
来源：福建日报
